3年，可以帶回國20萬
據北青報記者了解，日本是接收中國打工者的主要國家，在全國各地，尤其是東部地區，承擔赴日勞務派遣的公司比較多，在北京就有多家從事對日勞務派遣的“資深企業”。
日前，記者聯系到了其中的一家公司。這家公司從1987年開始向日本派出技能實習生，也就是我們普遍所說的赴日打工者，20余年來已經累計派遣5000人次，60%都是女工。這些技能實習生在日本主要從事低端生產工作，分布在機械加工、水產加工、電子組裝、縫紉、電焊、石材加工、塑料加工、食品加工等日本的各行各業。
去年，這家公司派遣的技能實習生有300多人。這家公司的工作人員告訴北青報記者，雖然報道中說赴日女工三年掙出一套房，但隨著日本匯率的下降和國內消費的提高，現在赴日打工已很難實現這個目標。這位工作人員說，目前來看，在日本打工的月收入可以保證在12萬日元，即6000元人民幣以上，平均而言一個月可以有八九千塊錢，當然根據加班情況和工作性質的不同，收入也不一樣，有些人月薪也可以上萬，“一般來說，三年可以帶回國20萬左右。”
赴日工人在日本被稱為“技能實習生”。日本國際研究協力機構的統計數據表明，雖然中國國籍的技能實習生在日本仍然占據主流地位，但是數量大幅減少，2011年，中國技能實習生人數超過38萬余人，2014年只有26萬左右，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的實習生數量大幅增加。“原來95%以上的實習生都是中國人，現在這個比例低于70%。”赴日工人派遣公司的負責人張先生說。
張先生表示，赴日打工吸引力的降低主要與日元貶值和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有關。張先生說，由于赴日本打工時間較長可能會對家庭和心理產生壓力，工資在國內工資2.5到3倍的情況下才比較具有吸引力，但目前在國內打工都可以有5000元甚至更高的收入，日本的工資并沒有上漲，反而隨著日元的貶值，吸引力在降低。
張先生告訴北青報記者，隨著赴日打工報名人數下降，招到工人的素質也在下降，“到了日本以后發生了很多原來沒有的事情，比如中途逃跑、惡意欺詐等。”張先生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赴日之前的培訓就更加重要，“很多人到了國外可能對老板指手畫腳，這在日本不能接受，所以在國內還是要強調日本社會文化的培訓。”
培訓如何鞠躬，分為4種情況
張先生所在的公司與江蘇如皋市的一所赴日工人培訓學校有著業務聯系。在這所學校里，正有近50名赴日工人在參加“集訓”，絕大部分為女工。她們3月初入學，在這里集中學習三個月的日語和日本文化，之后她們將直接飛往日本各地，開始海外打工的生活，她們中的大部分人將從事床上用品和服裝生產工作，也有人會去做電子元件的加工。
這所學校仿佛獨立于中國社會而存在，一切都貼近日本的習俗進行：學生進入教學樓以后會換鞋以保持地面干凈；宿舍、教室、食堂設有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分類的垃圾桶；每當學生們碰面，他們會一邊互相鞠躬，一邊大聲說“你好”。
今年41歲的張蓮花便是這些學校學生的其中之一。在這里，20多年沒學習過的她重新開始了學生生活，每天除了學習日語，當然還有日本的社會文化，其中禮儀是最為強調的部分。開學第一堂課的內容便是如何鞠躬——一般見面15到25度，普通鞠躬30度，道歉45度，發生了很嚴重的問題要90度，“雙手放前，右手放上，頭彎下去，全班站起來一個一個鞠躬，老師糾正，不行的再來。”張蓮花說。在第一次學習之后，鞠躬便成為了日常要求，在學校里無論見到誰，無論認識不認識，都要鞠躬，然后大聲問好。
張蓮花的班主任李雅文曾經也是一名赴日女工。“在日本，人們很重視態度，不管是誰見面都要打招呼的，讓學生們這么做，也是為了讓他們提前適應在日本的習慣，都是為他們好。”李雅文說，在日本，可能剛去的時候技術不熟練，但是有禮貌老板也會很喜歡，就會更寬容，而且打工者也代表著派遣公司和中國人的形象。
突破面子，讓鞠躬成為習慣
“習慣成自然”是學校老師經常強調的一句話，也是采訪中張蓮花經常對記者說的一句話。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她已經可以自然地向每個見面的人鞠躬問候，“一天怎么也得鞠二三十個躬吧。”
然而最初，張蓮花卻很難一時習慣這種新的人際關系模式，畢竟在中國，見面誰也不會向對方鞠躬，在路上碰到陌生人打招呼還可能會被認為腦子不正常。第一堂課后，老師便要求同學們下課后一定要互相鞠躬問好，“那會兒我有點不好意思，說不出來，而且大家也沒太當回事兒，但后來老師反復強調一定要這樣，我們也逐漸習慣成自然了。”雖然在行動上張蓮花經過了一陣子才自然地接受，但從心里，她很理解這種教學方式，“既然想出國，就要學人家的禮儀嘛，人家和我們不一樣。”
李雅文告訴北青報記者，有不少學生和張蓮花一樣放不開，在剛開始的時候見到老師只是笑，嘴上說不出來，她便鼓勵學生大聲說出來，“到了日本很有可能會語言不通而且緊張，就不會做了，所以在中國就養成習慣，到了那邊問好直接脫口而出。”李雅文說，在課堂上，對一些年紀比較大不好意思的學員，自己會告訴她們“你們都有兒子了，以后也要看孫子，你自己有禮貌了以后言傳身教，孫子也能被人夸呢”。一般，經過一兩周到一個月，學生們就形成了見面鞠躬問好的習慣。
一個單詞，寫滿了整頁紙
雖然張蓮花在禮儀的適應上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學習對她來說卻并不困難。其實她只有初中畢業的文化程度，也沒有學習過外語，不過經過每日的早讀、上課聽講、課后復習，她每次考試都基本保持在95分以上。“一開始我也很擔心能不能學會，不過真學起來還不是很吃力。”張蓮花說。
張蓮花這樣的成績讓比她小近10歲的秦林非常羨慕，比起班上十八九歲的同學，秦林已經算是個“老人”，“記性沒他們好，學得沒那么順，經常今天學了明天就想不起來了，寫單詞的時候要想好久。”班上20幾個人，很多人都能考90分以上，秦林差不多就是剛及格的水平。“我還是要好好學”，平時晚上6點半以后，許多年輕的同學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但是秦林還是會在教室繼續學習到9點，回宿舍以后也看看書，在同學眼中，她屬于那種“年紀大點的，很努力的人”。
一位赴日工人派遣公司的負責人張先生告訴北青報記者，在參觀學校時，他經常會看到很多女工，一個單詞寫滿了整頁紙，還是記不住，讓看了的人都著急，可能是因為太久不學習，又沒有很好的學習方法，畢竟大部分女工的學歷水平有限，“為了記單詞，她們也是蠻拼的。”
看到了貧窮，理解了赴日工人
在赴日女工當中，除了張蓮花、秦林這種初中畢業生外，還有真正的大學本科生。25歲的張雯佳就畢業于江蘇的一所師范類院校，本科畢業后曾經在一家日本企業做計算機的相關工作，結婚懷孕后發現胎兒患有先心病只得引產，她懷疑孩子的病與工作有關，便選擇了離職。再次懷孕生下健康的孩子之后，張雯佳的婆婆建議說自己看孩子，媳婦去日本打工。張雯佳說，畢竟自己出身農村，想要出國留學是不可能的，赴日打工三年，就像婆婆說的一樣，“趁年輕，既能賺錢，還能長見識，而且還可以學日語，以后回來再找工作也有競爭力。”
對于這些出身貧寒的女孩兒來說，短時間內能拿出錢來出國旅行并不現實。赴日工人派遣公司的負責人張先生表示，有很多人不理解“為何中國人要去給日本人干苦力”，但當他對一些工人進行家訪的時候，看到他們家庭貧窮的狀態，自然明白了為何這些女工會選擇出國。
張雯佳的同學范小芳就為出國算了一筆賬，“聽說有人出國打工，在休息時間還去打高爾夫，吃喝玩樂，到處觀光，這樣子三年攢了20萬。”有志于存款的小芳算了算，按照現在的匯率，不怎么亂花錢，預計可以存二十八九萬，在國內和老公兩個人加起來一個月收入也就只有1萬元。“在30歲之前，我想出去闖闖，多見識一下，學些東西，掙的錢回來給房子付個首付，或者用來以后作小創業。”(應被采訪者要求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