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自2014年在浙江、上海啟動首輪以來，全國各地分階段分地域穩步推進中。2017年，京津魯瓊作為第二批試點省市開始高考綜合改革，并在2020年迎來了首批“3+3”新高考考生。2019年，廣東、江蘇、河北、重慶、遼寧、福建、湖南、湖北8省份作為第三批新高考改革試點省市，采用了“3+1+2”方案，在2021年也將迎來新高考“首秀”。

此輪高考改革以生為本，從尊重學生興趣、特長角度出發，賦予學生更多選擇權。然而，在今年第二批試點省市的高考中，賦分選科引起一些爭議和困惑。第三批8省份高考方案增加的“1”（物理或歷史為必選科目），又產生重回文理分科老路、限制考生選擇權的質疑。新一輪高考改革伴隨著爭議持續推進，應該如何堅守改革初衷，保證公平兼顧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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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分階段試點，給予學生更多選擇權

在此輪高考改革方案中，考試科目與內容的改革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語數外3科是必考科目，而另外3科選考科目由學生自己選擇。在首批改革試點地區，上海是6個科目中任選3科，浙江則是7選3，這就分別給了學生20種和35種選擇組合，體現了尊重學生選擇性，尊重學生興趣、特長發展的改革取向。

第二批改革試點省市沿用了上海6選3的選科方案，即“3+3”模式，第一個“3”是語數外3科作為高考統考科目，第二個“3”是從物化生史地政6科中任選3科作為高中學業水平測試中的高考選考科目，以等級賦分的方式計入總分。

以北京為例，“3+3”模式分為統一高考與等級性考試兩類科目。2020年高考考試科目為語文、數學、外語3門科目，每科滿分150分；高中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考試科目為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6門，考生自主選擇3門。根據“折算賦分方案”，等級性考試成績由高到低分為A、B、C、D、E共5等，其中A等占考生比例的15%，B等占40%，C等占30%，D等占14%，E等不超過1%。

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學生、北京2020年應屆高考生小詹表示，新高考模式豐富了學科選擇，一定意義上能夠減輕應考壓力，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傳統文科或傳統理科的學科組合，自主選擇等級性考試科目充分尊重了學生的興趣，對學生個人的長遠發展更有益處。

第三批改革試點8省市在第二批“3+3”的基礎上做了調整，采用了“3+1+2”的模式，規定了選考科目中必須有物理或歷史當中的一科，另外兩科在余下的科目中任選，這個模式給考生提供了12種選擇。

作為第三批改革試點區，遼寧省本溪市高級中學高三年級主任李金秀說，“3+3”模式下很多人不選物理，“3+1+2”規避了這一點，更為科學。從目前來看，新高考改革還是給學生提供了一些選擇權。“以我校為例，以前分文理，學校1000人中選文科的300人左右，而現在選擇學地理科目的有400多人，選學政治的有4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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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賦分帶來挑戰

新高考改革也給學校、老師、家長、考生帶來挑戰。

新高考的選科必然導致中學教學的改革，首先是走班制。走班制對學校的師資、場地、管理都有更高的要求。多個試點省市的學校校長告訴半月談記者，新高考帶來的困難包括教室不足，師資有的過剩閑置，有的普遍短缺，教師編制跟不上、積極性不高，教學班、行政班交叉管理有難度等。

南方某中學校長說，盡管目前“3+1+2”已縮小了學生的選擇范圍，但仍不同程度面臨教師、教室的困難。有的城區學校面積小，基本一個多余教室都很難提供；有的學校歷史、政治教師數量有限，教師調配存在困難。雖然理論上有12種選科組合，但有的農村學校可能只能提供給學生三五種選擇，條件稍好的城區學校能滿足7到9種選科組合已經相當不錯了。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雖然改革的初衷是讓學生從自己的興趣出發選擇考試科目，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相當一部分學生、家長或學校更多是從避開競爭、更易拿高分、將來好就業等功利角度出發來選科。

東北一所高中高三學生小張說：“看現在整個環境，報物理的同學最多，同學中學不好硬學的也有，就是覺得理科更好就業、可選報的專業更多。”該校高三學生小李說，他們班原來有不少同學想選地理，后來改成了生物，因為有說法是生物全省報的人更多，比較容易進前15%，拿A級。

清華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學生、北京2020年應屆高考生小趙說，雖然新高考改革讓高中生對學科有了更大的選擇度，但老實說，高中生對自己的認識還是比較有限的，不少同學實際上并沒有特別喜歡、特別熱愛的學科，還是像以前那樣依據老師、家長的想法以及大學的專業要求選科。有些學校擔心學生自己做不好選擇，或者師資不夠豐富，還是按照傳統的學科組合進行教學。

剛剛過去的北京新高考令部分家長、學生對等級賦分制公平性和科學性產生顧慮。一些北京家長認為，賦分分數（等級分）的高低受一起參加選考的考生人數影響，一旦個別科目發生考生棄考的情況，選考群體的原始得分分布有可能會呈極端負偏態，這時很多中上水平考生的等級分數就會比應有水平被低估很多。

賦分分數（等級分）的高低受出題的難易程度影響非常大。有家長舉例說：假設北京有48000名高考生，其中8000名選考A科目，如果有次考試出題者覺得難易適中，有480人考滿分，那么考99分的第481人按照現行的等級分賦分規則將被賦為A4等級91分，此時，99分和100分的差距被等級轉換分給擴大了。如果A科目出題非常難，全北京市選考此科目的考生最高分為95分，并且只有一人，第二名為89分，那么，第一名和第二名也將同時被賦為A1等級100分，這就帶來不同分數的高分學生大量同分，難以區分的怪現象。

一位北京今年的高考生表示，從最終的高考分數來看，2020屆的分數明顯比上一屆高，且分數分布更密集，區分度很小，這與等級性考試的賦分方式有關，等級賦分只能展示頭部學生的學科優勢，并不能展示所有學生的真實水平，這就增大了中段學生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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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深化改革的路徑在哪里？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中心首席專家劉堅認為，新高考增大了學生在高中階段的選擇自由，包括選課的自由和考試的自由。“對中國的高中教育而言，高中生有選擇一定比沒有選擇好。”劉堅說，高中階段的項目制學習，能夠讓學生發揮興趣愛好、特長潛能，對于學生來說非常重要。

在他看來，降低共同必修內容的比例，增加高中階段課程和高考的選擇性，在選擇中學會選擇，在選擇中發現個人的興趣、愛好、特長、潛能，在選擇中規劃自己未來的人生，這是國際基礎教育的發展趨勢，也是國家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必行之路，關乎整個國家未來競爭力。劉堅表示，從某種意義上，激發青少年與生俱來的好奇心與求知欲，是實現人才強國的必由之路。

事實上，先行先試的省份都在為改革探路，積累可行經驗。比如第三批“3+1+2”的試點方案就是在前兩批試點基礎上的調整和優化。

北京大學考試院的一項實證研究顯示，自從江蘇高考改革以來，“3+3”模式下物理遇冷，江蘇籍學生進入大學之后的數理水平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下降趨勢，在參加物理、化學等國際奧賽的頂尖學生中，已漸漸難覓江蘇籍學生的身影。因此，第三批試點省市對學生選擇權設制了一定限制，物理成為必選科目之一。

中國教育學會原會長鐘秉林說，這種調整一方面尊重了學生興趣、特長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解決了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由各個省份進行嘗試。

對于“增加物理或歷史為必考科目之一是否又回到文理分科的老路上”的質疑，一些專家認為，過去文理分科對于學生而言只有2種選擇，現在“3+1+2”仍然給學生提供了12種選擇，這就是進步。鐘秉林說，學生在高中階段過早地文理分科會造成知識體系的不完善，進到大學還要補課，影響人才培養質量。每一項改革舉措都充滿了爭議，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關鍵是要做一個科學的研判，做一個正確的選擇。

多位教育工作者認為，新高考實施之后，學生進校選科制、分層教學、分組學習、走班教學成為一種常態。我國教育差異性比較大，有區域差異、城鄉差異、校際差異，要尊重這個現實，多樣化探索。目前出現的全走班、中走班和小走班3種不同的模式，可以根據學校具體的校情進行探索，不能一個模式一刀切。

專家表示，改革的方向是對的，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可以進一步論證和研究，比如考試的難度系數，考試的時間點，學生選科的指導怎么樣更加科學，選考的賦分如何更加科學、具有可比性，在綜合素質錄取中如何進一步保證它的公平性，如何關注弱勢群體等一系列的問題。總之，高考改革一定要堅持改革的初心，不要改了之后又回到應試教育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