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風，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2013年，在中國文化復興的歷程上是至關重要的一年。這不僅是因為，大半個世紀以來，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具有了明確而堅定的中國文化認同，也因為，領袖級企業家有了中國文化的自覺。

　　首先是當今中國首富王健林。

　　曾有一篇報道說，王健林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懷慈愛之心，常以士大夫追求的理想人格“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要求自己，言及最想成就的那種人，他如此作答：“我最想成為一個大慈善家，首先成為中國最大的慈善家，然后成為世界級的大慈善家。”“生命當中最最重要的事情，我覺得就是孝和善。我是非常看中行孝和行善的，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東西。”這說得確實不錯。

　　另外一篇報道記載王健林對中國慈善傳統的認知：“明確地說，中國慈善沒必要學美國，我們老祖宗行善的傳統比他們強多了。過去一有災害，富人出來施粥或賑災，這是非常普遍的。”對自己從事慈善事業的緣由，王健林這樣解釋：“家庭的教育很重要。老輩人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講為人要行善，對我有一些影響。”

　　2013年底一篇題為《王健林的信仰》的報道則說：如今貴為首富的王健林，信仰逐漸回歸傳統，信儒家，信善、信孝。

　　2014年初的一篇報道記錄了王健林這樣一段話：“不謙虛地說，在中國企業界，我的讀書量算是很高的。我從小閱讀量就大，十來歲就開始讀一些大作品，年輕時候也讀了很多書，特別是受儒家文化思想影響比較深。”

　　地產界領袖級人物王石也走上了回歸中國文化之路。

　　2013年12月下旬，在劍橋學習的王石回到深圳，約朋友共進晚餐，楊鵬記錄了王石的一段感言：“過去，我的心態是全方位擁抱西方世界。到哈佛學習，我關心的是"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開始關心中國文化，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因為，我們是從這傳統中來的。選了《中國傳統哲學》課，對一切，要自我更新，重新認識。”

　　王石帶領萬科開始回歸。萬科邀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主任凱博文（Arthur Kleinman）在萬科大講堂討論亞洲商業倫理。凱博文提出，亞洲盡管有著豐富的倫理傳統，但商業倫理建設落后于商業實踐，他建議：在儒家文化圈，理應考慮基于德行的倫理，而不應生搬硬套西方。王石點評說，凱博文教授兩個觀點很好：一，重建亞洲商業倫理，要注意挖掘自己的傳統；二，像研究MBA案例一樣進行商業倫理研究。

　　美國人對孔子的尊重，似乎也感動了王石。王石的劍橋連線點評記載了這樣一條：參觀美國最高法院時，東面山墻上的三座雕像非常有意思：中間一座是猶太人摩西，右邊是古希臘的梭倫，左邊大家猜是誰？其實是孔子，為什么？因為他做過魯國大司寇，相當于今天的政法委書記。

　　王石說，大樓建于1935年，雕塑家是叫梅奈爾，梅奈爾為自己的選擇做出的解釋是，在美國，法律是文明的一部分，通常自然而然來源于或者繼承先前的文明。當然先前的文明是來自于東方。

　　王健林、王石，這兩位領袖級中國企業家認同了中國文化和儒家。將此放在大半個世紀的歷史中看，這樣的文化立場是罕見的，并具有極為重大的標桿意義，將對中國企業家群體產生極大示范作用。

　　企業家的這種文化自覺，恐怕是文化身份焦慮所催生的。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企業家是這個世界上最具有創造力的一群人，他們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但恰恰是成功，讓他們產生了焦慮。

　　新文化運動中，反傳統最激烈的公知，基本上只在日本待過，對西方文化沒有深入把握和切身感受。恰恰因為一知半解，才敢信口開河。相反，中國現代史上的保守主義者大多出自歐美名校，對西方文化有切身感受，所以才能同時看到中西妙處。但保守主義的復雜性遠遠超出青年學生的理解能力，故大多數時候，輿論被文化自卑、全盤外國化的主張所淹沒。

　　王石的表白極為典型。在未與外人平起平坐地打交道之前，企業家們也是反傳統公知們的觀念俘虜。他們認為，中國要現代化，必須全盤西化。他們在公私兩個方面，都竭力地西化。他們會特別強調中國的現代企業必須徹底拒絕中國文化。為此，他們拼命地讀西方書，要讓自己徹底西化。

　　正是帶著這樣的信念，王石遠赴英美游學，甘做小學生。放到幾年前，如此好學的王石，與西人可以很順利地建立起師生關系。不過，今日，外人再也不敢把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成功企業家當作小學生了。

　　這兩年有人抱怨，在中國召開的達沃斯年會之類的國際會議，越來越無聊了。為什么呢？這幾年，我聽過幾場中外人士共同參加的會議，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似可解釋這一點。前幾年，在這些會議上，外國人會很熱心地介紹西方的成功經驗，中國人特別虛心地學習。這兩年，中國人仍在認真學習，但外人似乎很少介紹自己成功經驗了。他們總是說，中國的表現很出色，他們更愿意傾聽中國學者發表看法，介紹中國是如何成功的。談西方，他們更多地說教訓，讓中國不要走彎路。西方人準備平等對待中國人了，中國人卻還想做小學生，結果就出現了角色不匹配，話不投機。

　　中國企業家其實陷入同樣有趣的尷尬境地。他們最早走出國門，總是與西方的精英打交道，且可平起平坐，甚至于人家是用敬佩的目光看著他們。西方人希望從這些成功的企業家身上了解中國，包括中國經濟、政治以及文化。可是，這些企業家完全不能就此說出個所以然，你總不能給人家介紹中國是如何認真學習西方的吧。那么，怎么對待外國人呢？以一種什么樣的身份，以一種什么樣的姿態，以一種什么樣的價值？

　　西方人的尊重，讓逐步國際化的中國企業家陷入文化身份焦慮。人家尊重了，我就不能不反觀自己：我是誰？企業家們第一次被迫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事實上，這種焦慮是廣泛的，比如，衣冠。一位常在美國的中國企業家對我講了這么一個故事：人家邀請我參加雞尾酒會，我本想穿燕尾服，但中國人穿燕尾服，差不多都像跑堂的。那我穿什么呢？后來，他自己定制了一件衣服，有中國風格。恐怕正是這樣的衣冠焦慮，催生了如今的服裝定制行業。這些定制的服裝，多少都有中國風。

　　在文化身份焦慮之同時，成功了的中國企業家還有這樣一個困惑：怎么向自己、向外國人解釋自己的成功故事。在國內，企業家當然可以對自己的同類，對媒體、對社會說，我的成功是靠擺脫中國文化，學習西方價值和技術，可到了國外，任誰都不好意思這樣說。

　　所以，通常，成功了的中國企業家與國外成功企業家打交道之后，都會有一個發懵的階段，從何說起呢？完全沒有準備啊。逐漸地，他們就不能不講自己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不能沒有中國價值、中國文化。由此，企業家開始深入地思考自己成功背后的中國文化。

　　而事實上，中國企業家的成功確實拜中國文化所賜。回到中國文化，生活與知識、生命與觀念之間的緊張將會消弭，他們將順風順水，成就更得體、圓融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