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邊越來越多的朋友在找工作。有的是白領，有的是北漂，有的是頻繁跳槽想改變自己命運的人。

但是，隨著貨幣每年百分之十的通脹壓力、各個行業在互聯網逼迫下不得不進行的結構性調整，以及高房價面臨崩盤的危險，使得好工作、高保值的工作也越來越成為稀缺資源。除非你愿意用工作狂的方式換取以前本來按步就班就能賺取的財富。

有專家預言：隨著高通脹的壓力和行業調整以及房地產危局的出現，下一輪失業潮有可能演變成制度犧牲品。

新的職業不斷被催生出來，舊的職業還沒落伍，一個龐雜而多元的職場生態和心態景觀暴露出職業人的種種身份焦慮，為誰而工作是每一代際的人都不得不去想卻各有標準答案的疑難問題。

100年來的中國人只有三種職業：革命家、改革家和變革家。1978年之前，革命者的職業描述是確立一個新世界；1978年之后，改革者的職業描述是裝修一個新世界；2000年之后，變革者的職業描述是創造和革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刷新一個新世界。

在中國的職業譜系圖上，革命家、改革家和變革家是“三原色”，把這些顏色予以調和，則可分別派生出不同的職業身份來。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將職業者分成：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種劃分邏輯既是政治的需要，也第一次將人們所從事的職業和社會階層、社會地位掛上鉤來。

根據權力、財富和聲望的標準，楊繼繩在《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2000，香港）中把中國社會劃分為農民、工人、流動民工、私有企業主、知識分子、官員、當代新買辦和社會有害群體八個階層。按照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標準，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2002，北京）則把中國社會劃分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十個階層。

這種宏大的“職業-階層”劃分在社會學的價值框架內，使得職業成為一種衡量“社會如何被組織”的研究視角。但對于個體而言，職業始終在三個層次上體現出價值：謀生價值（安身立命）、上行價值（未來發展）和體驗價值（幸福和成就感等等）。

這是新時期每個人的職業價值觀。

不勞無獲的勞動價值論、為人民服務的普世觀和信仰工作的工作原教旨主義在一個全球化（又是全球化）的時代已經沒多少市場了。相反，人們更多的發現勞而無獲的存在，并對此提出了心理上的種種質疑：當辛辛苦苦的積蓄以前能買個臥室而現在只能買個廁所時，當物流技術在實現“流程再造”和女人們在實現“流程再嫁”時，當社會的再分配模式從制度系統的孱弱變成民間系統的強悍時，一種舊的架構已衰老，而新的架構還沒誕生。

無論你是革命派、改革派還是革新派，亦無論你初入職場還是職場老手，即便手捧無數本職場圣經、在辦公室政治和社交名利場中出生入死、跟工作熱戀、結婚、生出一堆團隊來，你都會因職業身份的快速轉變而生出無數的焦慮。

“在這里，每個人都在做超出他能力范圍的工作。”一名年輕的老總曾經如此感嘆。一方面是快速提升的業務，另一方面是自我和團隊的迅速成長，才能應對這個“不確定、變化快”的世界。

職業身份的認證在這個時代顯得混亂而龐雜，手遞一張名片：置業顧問是售樓小姐、合伙人是皮包公司、什么頭銜都不印則可能是個幕后主腦。主管可能是辦事員經理則可能是大公司獨霸一方的實權者、總監下面可能還有執行總監、副總監。總經理上面可能還有大中華區總經理。一個人昨天是打工的，今天就是老板；昨天還不入流，今天就跟你坐在同一個VIP席面上；昨天你還在背地里羞辱他，今天就可能當著面求他。

廣告公司給員工培訓，第一條就是摸清楚客戶是干什么的，管哪塊。光看名片鐵定看不出來，一定得研究組織結構和主營業務。

焦慮也隨之而來。一個傳媒老總跟同事講他的一個夢境，夢見在跑步，跑了第二名。同事跟他開玩笑說：“你可不能跑第二啊，你可是《第一XX周刊》的啊。”新雜志籌備兩個月了，他還覺得恍惚，笑言自己還沒覺得是新東家的人。

《身份的焦慮》的作者阿蘭?德伯頓曾說：“只要不覺得羞辱，人完全可以長期過著艱苦的生活而毫無怨言。”哈，他加了一個偉大的定語，在決定前途和命運的職業面前，人人都力爭上游，用物質語言對話是避免羞辱的唯一辦法。

阿蘭?德伯頓說，生活就是用一種焦慮代替另一種焦慮，用一種欲望代替另一種欲望的過程。職業身份的切換也是如此，用下一個職業取代上一個職業，用下一種聲望取代上一種聲望，用下一輪薪水取代上一輪薪水。

許多人把職業當作一種過渡性的產品來對待——沒有一個終身職業，而是隨時會停擺，放下工作，出去旅行，然后回來再上班。

自由職業的出現提供了這種可能，一年有兩個月在閑著或每過兩年要歇上一陣。這種過渡職業的出現甚至讓人嚷嚷著要35歲之前退休。與“40歲之前用身體換錢，40歲之后用錢換身體”的活法不一樣的是，他們早早就設想了后路，不會成為工作的奴役，認為工作是通向某種自由之境的一個渡口。

過渡性職業在八〇后的孩子那里顯得更是理所當然，他們不需要賺很多錢，人人都可以當“啃老族”，如果一份工作不是自己所樂意去做的，可以像一份情感一樣隨時拋棄。一份職業的開端和結束往往更具有主動性，而不是被選擇。

與自由職業不一樣的是，過度競爭出現在很多行業里面，先是席卷了IT行業，接著房地產行業也出現了同樣的局面。想必在將來證券業、金融業、財務業都會有這種情形出現。這就使得“IT行業的藍領工人月薪只有2500元”成為一個現實。

要想看看幾年后哪些職業會出現過度競爭，只需看看現在的大學招生有哪些熱門行業即知。

過度競爭使職業形態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一些曾經具有聲望的、能帶來好運的職業現在看起來并不那么充滿光環了。大學“一畢業即面臨失戀和失業”的局面并未結束。所有行業都聲稱要“兩年以上的從業經驗者”。

白領工資條按城際劃分并沒有多少科學依據，有的只是人們的攀比之心在作祟。《勞動法》即便規定加班享有雙倍的薪水，但不加班職員便覺得對不起老板，都要在下班之后磨磨唧唧一陣再走。國務院在征求各界意見，使得上班1年的人即可享受帶薪年假5天，但過度競爭的現實情況是：表現比你更積極的人將受到肯定，而你在海灘上休假時也許只能感嘆“前浪死在沙灘上”。

這因此催生出一個過分敬業的群體來。他們的職業價值觀是蜘蛛俠的價值觀：“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他們一方面高喊“不想工作”，一方面表現得比誰都熱愛工作。對于他們而言，沒有工作，人生便不完整，工作是“金不換”。年少多金者或創富領袖體絕少能體會到這種工作樂趣——不是誰都能在深夜加班中體會到存在主義的哲學觀。

盡管“過勞死”讓職場中的人們岌岌自危，但工作的沖動卻遠勝于偷懶的沖動。中國人的勤奮和熱忱使永動機都相形失色——如果真有永動機存在的話。為誰工作？為什么要工作？什么是好工作？這種職場菜鳥尚在思考的命題在瀕臨身體破產的、過勞死易感人群那里都不是問題。一個激情四射的人生伴隨著深深的軀體疲倦和內心活躍。那些安分守己的人在他們看來是被時代淘汰的一個族群，只有折騰才是主旋律。這也從另一個方向印證了革命者、改革者、變革者是職業價值的主流。

隨著八小時工作制的名存實亡，第一空間（工作間）、第二空間（生活間）、第三空間（休閑場所）的界限正在彌合。一臺電腦基本上能夠解決當代人從娛樂到生活到工作的各項需求。因此，辦公機制也面臨著新的組織關系。管理學大師漢迪就預言了三葉草組織的出現：第一片葉子代表核心團隊；第二片葉子代表外界顧問；第三片葉子代表臨時雇傭者。

對于“耐克”而言，品牌管理者是第一片葉子，設計師是第二片葉子，加工商是第三片葉子。大量的工作，都是在辦公室以外完成的。

這種新的機構模式的形成使得職業觀念發生了新的變化：只有少數人是終身雇傭者，只有專業人能有更多項目可做，而臨時雇傭者則有更強的生產能力。辦公室這個傳統意義的支撐職業人的地點已經變得模糊，在許多新興行業面前已不再適用。

與此相伴的是，專業人的出現、技術精英和管理精英的興起使得職業經理人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群體。這個群體的崛起使得職業有了新的價值觀：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因此雷鋒叔叔的故事變成了一個冷笑話。切格瓦拉的理想主義和激情也被偷換成一個個勵志和成功學的符碼。雖然這看起來是一個無趣而冷漠的、在利益驅動下的群體，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樣一個群體的成熟，使得觀念的變革、理念的創新成為可以操作和執行的真箱實貨。

早在2003年，中國社科院曾經統計過聲望最高的三個職業分別是：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大學教授。更早以前則是：市長、部長和大學教授。4年后，有人認為這個聲望調查符合新時期的職業觀嗎？人們更加愿意擁護自己手頭的那份工作，盡管它有多么不如意，但看起來還是美好的。

40年前，《中國大趨勢》和《定見》的作者約翰?奈斯比特第一次來中國時，招待他的娛樂節目是噴火表演。后來，當他再一次去當年的那個地方時，馬友友正好在那里演出。他說：“從40年前的噴火表演到現在馬友友的演出，這就是中國這40年來發生的變化的一個縮影。”尤其是，馬友友不是在為他表演，而是在為那些忙碌的事業有成的中國人表演